他們曾經(jīng)有著令人羨慕的薪水，從事著不錯的職業(yè)，有眾多身份相同的朋友，偶爾感慨著上海的房價但依舊有著幸福感。我們調查發(fā)現(xiàn)，艾滋病對于他們的改變，除了肉體上的，更多是心靈上的。他們會變得沉默并隱藏自己，他們試圖求救卻不敢發(fā)出聲音，他們希望獲得幫扶卻要在外界環(huán)境的壓力才能艱難站起。
在第17個世界艾滋病日來臨前，記者走近上海白領艾滋人群，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以及就業(yè)權利。
某種意義上，這個最易被遺忘的群落，更需要我們把視線拉近，然后伸出手。
如何看待染“艾”大學生
黃天海
辭職是黃天海的無奈之舉，“以前的工作常常需要加班、上夜班，但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允許我從事這樣的工作。”黃天海說。另外，由于服藥有嚴格的標準，要吃很多不同的藥，黃天海不希望同事看到他每天吃那么多藥，“有一種藥，服用后需要喝1.5升的水，誰能忍受一個不停上廁所的同事？”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又要到來，這是一年中媒體和公眾最關注艾滋病問題的日子，但是鋪天蓋地的艾滋病宣傳卻讓黃天海（化名）感到不安。“這是一年中最難熬的日子，從電視到網(wǎng)站，時時刻刻都在說艾滋，讓我不斷地提醒著自己是一個艾滋病感染者。”黃天海說。
2002年5月，黃天海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那時候他已經(jīng)為人丈夫。在經(jīng)歷了絕望、恐懼、無助之后，黃天海坦然面對了現(xiàn)實，“我是一個樂觀的人，在上網(wǎng)查看了關于艾滋病的信息后，我知道艾滋病可以控制治療。”
之后，黃天海認識了黎家明，2003年底，他參與了由黎家明主辦的上海艾滋病關愛項目——“愛之陽光”，現(xiàn)在是“愛之陽光”咨詢熱線唯一的專職咨詢員。
一個月2600元，這是黃天海每個月的藥費，對于已經(jīng)辭職的他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現(xiàn)在不得不由父母承擔。
如果不是2003年春節(jié)前的大病，黃天�？赡苡肋h不會讓父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那場病讓我感到自己離死不遠了，而面對那時的我，父母不可能再責備我什么，也只能接受現(xiàn)實。”黃天海回憶。也就在那時，黃天海的妻子做了艾滋病病毒測試，“慶幸太太沒有感染，盡管如此，我仍然對她充滿愧疚。”
現(xiàn)在，黃天海依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除了刷牙的口杯是分開的，其他的日常生活和以前沒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黃天海說，“但是我知道我們的感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我不知道我們還能走多久。”
讓黃天海感到欣慰的是，他參與的愛之陽光項目進行得還不錯，“我們的網(wǎng)站點擊率已經(jīng)超過10萬。”除此之外，每個禮拜的指定時間，黃天海都會坐在咨詢熱線前面，接聽病友打來的電話，一個電話通常要持續(xù)一個多小時，“自己的心理壓力已經(jīng)很大，還要面對那么多的病友需要安慰，這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盡管黃天海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艾滋病感染者服務，但是他覺得自己的力量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希望上海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協(xié)會能夠給艾滋病提供切實的幫助。”
close friend變成了good friend
小宋
“有些病友因為身體不能應付高強度的工作而辭職;有些是因為不想讓同事知道而辭職;而我的辭職是這些原因的綜合。”如今，自己做老板的小宋有比較自由的時間，他不必在單位服用藥物，一切都在家里完成，他不愿意過多地談現(xiàn)在的工作，他說現(xiàn)在感覺不錯。
小宋是一位商務人士，在上海著名的中央商務區(qū)擁有一家貿易公司;與此同時，他還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常常會在病友的聚會上介紹自己的“抗艾”心得。在平時的生活中，小宋幾乎忘記了自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他說他要好好生活，而不是每天為病情擔憂。
2000年10月，面對即將到來的單位集中體檢，小宋決定自己先到醫(yī)院檢查一下，專門檢測艾滋病病毒。那是一家普通的醫(yī)院，小宋留下了真實的姓名和單位聯(lián)系方式。4年后的今天，小宋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周五，“當我中午回到單位時，秘書告訴我一家醫(yī)院打電話找我。”小宋說，“我心里知道感染艾滋病已經(jīng)八九不離十了。”
“剛得知患病時，我一下子對生活喪失了信心。”小宋說，當天他就把這個事實告訴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盡管他盡量地安慰我，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支持我，但我們還是從close friend變成了good friend。”
不久后，他就離開了公司，也因為出差而逃避了單位的集體體檢。“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我不再考慮什么升遷機會，不再考慮什么事業(yè)和所謂的理想，我要考慮的只有如何面對生活、如何讓自己活下去。”小宋說。
在小宋周圍，有4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是艾滋病感染者，“我很高興他們沒有歧視我，并幫助我舒解心理壓力。”不過小宋還是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環(huán)境下，病友們應該注意保護自己，我們非常希望社會能給我們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讓我們生活下去。”
第一次購買治療艾滋病的藥品時，小宋買了西藥，花了一萬元錢，“但我沒有吃，因為吃了就不能停，而我知道我不能負擔這筆開銷。”小宋說�，F(xiàn)在他學會了自己注射針劑，服用國產(chǎn)藥，但對于很多病友而言，500至4000元不等的醫(yī)藥費仍然是很大的負擔。
和大部分感染者一樣，小宋沒有把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告訴父母，不過他和黎家明一樣有寫日記的習慣，就在兩個月前，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日記本挪了地方，他猜測自己的父母已經(jīng)知道了這個事實，盡管父母和以往沒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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