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飯后，格蕾絲·阿欽７歲的女兒都會給她端來一杯水，并提醒她，“該吃藥了”。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有這樣懂事的女兒，是我作為一個母親莫大的榮幸。每次吃完藥，我都會向她保證，‘媽媽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阿欽說。
“我還沒有告訴她，我得的是艾滋病。她只知道‘媽媽每天晚上要吃藥’。她覺得提醒我按時吃藥是她的責(zé)任”。
阿欽是肯尼亞數(shù)以千計的單親艾滋病媽媽之一。她們當(dāng)中有一些是在成為單親家長后感染的疾病，但更多的情況是，她們的配偶早已因為艾滋病并發(fā)癥去世，只留下她們獨自承擔(dān)生活重?fù)?dān)和病痛折磨。
“我丈夫２００３年因艾滋病去世，”阿欽回憶。當(dāng)時正懷著女兒的她，到內(nèi)羅畢一家醫(yī)院進(jìn)行產(chǎn)前檢查，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自此以后她就十分清楚“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結(jié)局”。丈夫去世后的８年里，阿欽靠一己之力，不僅撫養(yǎng)兩個孩子長大，而且從未放棄與殘酷命運的抗?fàn)帯?/p>
“在過去８年里，我盡量讓孩子們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確保他們能和別的孩子一樣。話雖如此，但我花在治療和藥物上的錢，也確實很多”。
每個月，阿欽至少要花５５美元來購買相關(guān)藥品。醫(yī)療上的花費，毫不留情地“榨干”她的錢袋。不過，阿欽說自己是幸運的，因為她有一份工作，這給她提供了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但也正是這份工作，不時使她“蒙受恥辱”。
“在辦公室，同事們總是不停地問你，最后一次去檢測是在什么時候，”阿欽說，最開始她還可以挺過去，但后來同事們問得越來越多，越來越?jīng)]有底線，自己簡直“給惹惱了”，像是被“剝?nèi)チ俗詈笠稽c尊嚴(yán)”，“赤裸裸”地站在大庭廣眾面前。阿欽說，有些知道她病情的同事，甚至還不斷地說著“最近好像你又瘦了不少哇”之類的“風(fēng)涼話”。
類似這樣的冷嘲熱諷，不但影響了阿欽的正常工作，更嚴(yán)重的是，在阿欽眼里，這簡直就像“殺人的刀”，毫不留情地“殺死你全部的斗志”。
“很多時候我盡量不表露出來，因為我擔(dān)心女兒會問我為什么這么傷心，”她說，“盡管你的身體已經(jīng)如此脆弱，但你的精神卻必須更加堅強，這樣才能活下去。”就這樣，阿欽只能把遭到歧視的痛苦，一個人默默承受。
“作為一個單身母親，你不能讓孩子看到你跌倒的樣子，因為你就是他們的‘大樹’，他們都指望著你呢。”阿欽說。
在內(nèi)羅畢，阿欽是為數(shù)不多的愿意站出來讓公眾了解她病情的艾滋病媽媽，盡管這讓她遭到了不少冷遇和白眼。但她積極樂觀的形象，卻又給許多人以“生命的感動”。
“在我的工作場所和其他支持艾滋病人的組織里，我都是一個積極的‘同伴教育者’。我知道我可能活不長，但我要盡量活得積極一些，為了孩子，也為了自己”。
對于未來，阿欽說，她已經(jīng)幫孩子們購買了教育保險，以“保障他們的未來”。“我每月支付保費，這足夠確保他們完成學(xué)業(yè)”。
但阿欽也憂心地說，政府和相關(guān)機構(gòu)給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夫婦們提供了各種關(guān)懷方案，但單親艾滋病媽媽卻似乎“已被人遺忘”。
阿欽說：“沒有人談?wù)撜l是單親艾滋病媽媽，沒有人會談，仿佛我們不存在似的。但其實我們這個群體，更需要社會和政府更多的幫助和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