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100%安全套計劃

　　預防性工作者感染HIV病毒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創(chuàng)造一個環(huán)境，使她們愿意并且能夠使用避孕套。100％安全套計劃，于90年代初在泰國成立，是證明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最好的例子。泰國政府在泰國所有的妓院和按摩院都開展了以倡導使用安全套為目的的活動，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免費發(fā)放避孕套，并將這些場所要求顧客使用避孕套的做法合法化。通過實施這一計劃，性工作者避孕套的使用率從1989年的14％提高到1992年的超過90％，泰國的HIV患病率大幅下降。

　　印度：索那加奇計劃

　　印度索納加奇計劃以加爾各答（加爾各答）中央地區(qū)的名字命名，那是計劃的起源地。這一計劃開始于1992年，以幫助性工作者預防HIV病毒和艾滋病感染為目的，索納加奇計劃圍繞“三個R”展開：“Respect”尊重性工作；“Reliance”信任性工作者會參與計劃；“Recognition”承認性工作者的權利。除了鼓勵使用避孕套以外，該計劃也在設法處理性工作者面臨的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該地區(qū)性工作者的避孕套使用率急劇上升，從1992年的27％上升到2001年的86％。由于該計劃，當地性工作者HIV病毒感染率近幾年也顯著下降。

　　巴西：減少歧視

　　巴西政府和在該國工作的非政府機構，已經為防止性工作者之間的HIV病毒感染付出了大量精力。這些措施采取了寬容、尊重的方式，并且與艾滋病的對抗中，政府常常把性工作者稱為“伙伴”。艾滋病預防宣傳活動把重點放在減少歧視，和鼓勵性工作者注重性健康上。在某個著名的活動中，一位名叫“不知羞恥的瑪利亞女孩”'的卡通形象被放在海報、傳單和女廁所門口的招貼畫上，上面寫著：“你不需要感到羞恥，女孩。你有一個職業(yè)。“

　　肯尼亞

　　90年代，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以性工作者為目標人群的預防HIV病毒的活動得到了加強，主要內容包括同行之間相互支持和推廣使用避孕套。到90年代末，這個城市里感染HIV病毒的性工作者的比例從25-50％減少至4％。

　　性工作者中預防HIV所面臨的障礙

　　盡管針對性工作者的HIV預防宣傳活動有很明顯的好處，但是只有少數國家采取了國家干預的方式來幫助這一群體。大多數情況下，這是由于各國政府和社會不承認性工作者，不愿與他們接觸。在很多地方，性工作至今仍被視為道德敗壞或犯罪，與之有關的性工作者則被廣泛的社會所忽視。很多時候，法律和政策阻礙了預防艾滋病宣傳活動的開展。

　　有一個例子，就是美國政府拒絕海外援助任何不明確反對性工作的預防HIV的計劃。由于與性工作者打交道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認為，如果在幫助這些人群的同時發(fā)出性工作在道義上是錯誤的信息的話，那么就無法有效幫助到這些人，所以他們通常得不到美國的資助。這導致預防HIV的計劃缺少資金支持，而這原本可以挽救許多生命。同時也導致了與正設法接觸性工作者的當局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巴西，減少對性工作的歧視是防治艾滋病整體工作的一部分，者已經得到了人們的理解，但是美國艾滋病委員會在2005年拒絕向其提供4000萬美元的援助，因為它要求他們在對待性工作者的政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

　　美國的“賣淫效忠誓言”曾遭到許多其他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團體和個人的批評，其中包括聯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在印度的合作協調員丹尼斯?布朗（Dennis Broun）博士，他認為：

　　“[美國性工作政策]解決不了問題。賣淫活動現在有，以后也將存在。我們必須選擇現已證明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方法。”

　　在世界各地，還有更多案例表明某些法律和政策會妨礙預防艾滋病運動接觸到性工作者。另一個例子來自印度的果阿，當地州政府決定于2004拆除百納的紅燈區(qū)，以便性工作者恢復正常的生活。他們這樣做了，全然不顧十幾年來在該地區(qū)進行預防性工作者感染HIV病毒工作的非政府機構的請求。其結果是，這些活動幾乎不可能再繼續(xù)進行，避孕套的分發(fā)率降低了，新的無家可歸和貧困的性工作者變得更容易感染HIV病毒。

　　當局不支持性工作，以及某些人對用性來交換金錢的做法感到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性工作并不總是一種選擇，即便是，這種選擇背后的原因往往很復雜。如果用道德觀點來阻礙預防HIV病毒的計劃，或者限制性工作者獲得到有利于他們的服務，只能惡化局勢。

　　發(fā)動性工作者

　　比起簡單地認為性工作者是犯法的和關閉妓院來，最有效防止這一群體之間感染HIV病毒的方法，就是尊重他們，把他們當作合作伙伴，并鼓勵他們團結起來。發(fā)動性工作者直接參與艾滋病預防宣傳活動，可以提高他們的自尊，給予他們權力，從而鼓勵他們關注自身的健康和獲得有利于他們的服務。很多例子，比如印度索納加奇計劃表明，性工作者，或以前從事性工作者，在許多預防HIV病毒的成功案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就像孟加拉國婦女組織Naripokkho的負責人馬赫巴?馬哈茂德（Mahooba Mahmood）所說：

　　“在以尊重人權和公民權利為前提的活動中，加強性工作者的領導能力，已被證明是防止HIV毒蔓延最成功的戰(zhàn)略之一。它促進團結，讓他們就健康問題和同行們分享知識。他們不再需要依賴外界，從而增加了對自身健康的掌控。”

　　性工作應該合法化嗎？

　　各國法律對于性工作的規(guī)定不同。在一些國家，性工作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完全被法律所禁止。在另一些國家，這是犯罪，這意味著性工作本身不是非法行為，但是相關的活動-例如拉客或經營妓院卻是。在少數國家里，性工作是合法的并有規(guī)范的管理。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可以影響預防HIV病毒的活動在性工作者之中進行的方式。

　　有人認為，性工作合法化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因為它允許各國政府監(jiān)測和規(guī)范性交易。這樣，它們能保證性工作者對避孕套的使用的談判權，方便他們獲得公共服務，保護他們免受暴力和虐待。很多時候，法律限制了預防HIV的活動與性工作者之間的接觸-例如，在某些國家，很多與性工作者合作的組織的成員被冠以“促進賣淫”的罪名而遭到逮捕。通過取消這種限制，預防HIV病毒的運動，可以更加有效地進行。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合法化會增加性工作者的數目，以及對性工作的需求。另一個問題是，即使在性工作合法的國家，如荷蘭和澳大利亞，仍然有許多性工作者去當局登記，而是在“街頭”活動，在那里她們完全不可能接觸到預防HIV病毒的活動。

　　關于合法化的辯論是復雜的，要考慮到政治和道義上的意見，以及HIV病毒和艾滋病等問題。無論人們對這個問題看法如何，我們需要就法律政策對預防HIV產生的影響，以及如果防治艾滋病的斗爭要取得成功，國家是否應審查其立法等問題展開更充分的對話和討論。

　　前景

　　性工作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關于它是否應該合法化、政府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以及它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然而當談到應對艾滋病的流行時，應該把對性工作的道德判斷擱置一邊，各國需要把重點放在真正有效的事情上-賦予他們權利，發(fā)動他們參與防治HIV病毒的活動。通過解決潛在的使性工作者容易感染HIV病毒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例如，給他們更多法律保護對抗暴力行為，努力減少歧視-性工作者之間的HIV病毒感染率可大大降低。各國政府和組織需要創(chuàng)造一種環(huán)境，讓性工作者能夠保護自己免遭HIV病毒的感染，并使他們能普遍獲得HIV病毒預防、檢測和治療服務。

　　聯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認識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它們是應對全球艾滋病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它強調急需“合理的循證措施，以解決性工作問題”，實現HIV預防、治療和護理的普遍獲得。只有不到1%的全球基金用于HIV病毒的預防和性工作，因此，聯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呼吁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支持。

　　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談論HIV的傳播時使用性工作者和“大部分人”的字眼，這樣做似乎暗示性工作者不如其他社會成員具有人性。而最終，一個性工作者由于艾滋病而死亡的悲劇性不亞于其他任何人。針對性工作者的預防HIV病毒的工作不應該僅僅被視為一個阻止HIV病毒廣泛蔓延的戰(zhàn)略舉措，它同時也是幫助性工作者、挽救他們生命的手段。

（責任編輯：實習:土著）